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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不成功的改革(转载)

引子：改革不是要改价格，觉得低了就涨高了就压，永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，是计划经济思维。真改革要改的是所有制，即放开市场准入，价格由供求关系自发决定。

 

夫农工商者，皆财之所来也，公家之利，舍其细而取其大，散诸近而取诸远，则商贾流通，使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，公家何求不获乎？

--司马光

 

近日，重庆卫计委发布新版医疗项目价格调整通知，对各种医疗服务价格作了调整，有的上调，有的下降，顿时引起轩然大波。根据这次改革，有尿毒症患者表示，肾透析的每月费用骤增数倍，大批患者纷纷表示不满，最终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政府被迫收回成命，暂缓实行本定于4月开始执行的医改。

 

这次改革可谓是中国医疗现状的一个缩影。所有人都知道，中国的医疗制度有问题，医生们抱怨收入水平低，患者们抱怨看病难看病贵，政府则抱怨频发的医患矛盾疲于应付。然而，改革的思路却总是不明晰，成为了各方力量博弈的缩影。

 

众所周知的是，中国医院的就医体验并不良好。无论是价格水平、医疗技术、服务态度都很难令患者们满意。然而事实上，如果和发达国家比较，同等技术水平下中国的医疗收费实际上是处于一个相当廉价的水平。尽管在发展中国家人力成本确实低于发达国家，但这超低的价格背后则是行政力量在干预。医疗领域是行政力量介入最深的领域之一，可以说是计划经济的活化石。

 

不少人认为，看病是大事，为了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水平，必须由政府出面补贴或干预医疗价格，来确保穷人也看得起病。尽管这个愿望十分美好，但却违反了经济学规律：规定价格上限会带来产品短缺；政府价格管制会带来腐败和寻租。事实就是如此，政府认为，有些必需药品如此重要，怎么可以由市场来自发定价呢？于是强制规定了一个很低的价格。然而，规定一个低价并不代表患者可以享受到低廉的医疗服务。

 

不少人认为，只要是不亏本，厂家就应该生产某种药品；然而对厂家来说，真正的成本是机会成本，一种药品被强制压低了价格，即便是在会计账目上没有入不敷出，但假如把有限的生产资源投入到其他药品上可以赚取更多，所以这种低价药的绝迹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。

 

经常会有新闻报道，某种必需药原本很便宜，却买不到，最后只能求助于药贩子，花数十倍的价格才能买来救命。往往新闻的跟帖里全是对网友对药贩子的破口大骂，但却忽略了一个事实——药品的稀缺并非药贩子而是政府造成的，如果没有药贩子作为中介沟通了生产商和患者，那这种药品就很可能彻底绝迹了。遗憾的是许多人看不到这一点，反而呼吁政府加强监管打击药贩，殊不知政府管制本身就是当下医疗畸形的根源——缘木求鱼，岂得鱼乎？

 

在正常的市场交易下，医生和患者应该是互惠互利的关系：医生凭借自身的技术换取收入，患者则视自身的财力求助于不同等级的医生，声名远播、技术超群的医生自然会获取更高的报酬。医生这个职业并不崇高，也不是天使，没有任何义务必须为患者免费服务。花什么样的钱就购买什么样的医疗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，这话虽然听上去不那么顺耳，却是一个事实。

 

很多人认为这样不公平，因而要求政府介入调节：管制价格、设立医保、审批药品。结果就是，在价格管制下药品短缺，患者甚至要花更多的钱从其他渠道购得；畸形医保沦为大锅饭，政府官员则凭借优势地位挤占大量资源；药品审批成为CFDA的摇钱树，各种设卡寻租让大量新药备受刁难被拒之门外，无数患者就此丧失治疗机会。

 

况且缺少了市场的淘汰和激励机制，很多医生不是在手术室、实验室里钻研医术，而是去追求华而不实的论文数量就能切居高位，使中国的医疗科研沦为国际笑柄。医疗产业带来的庞大收入和利润并没有来到医生的口袋，而是为主管部门制造了无数捞钱的机会。即便也有品格出众的医生存在，但面对和高强度的劳动不成比例的微薄报酬，谁的热情不会被打击到呢？

 

医患矛盾本身并不是医生和患者的矛盾，而是畸形的医疗体制带来的额外负担。大多数患者并不能认识到行政管制才是问题根源，容易把怒火发泄要医生和医院身上。这时政府则再次以管理者身份出现，所谓的改革，医生闹得凶一点就涨价，患者闹的凶一点就压价。这样的改革对平息医患矛盾、促进医疗产业发展毫无帮助。真正的改革并不是肤浅的改动价格，而是从根本上废除行政管制、真正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，才能让医生患者各得其所。

 

很多人担心，医疗行业开放给市场，会不会让穷人看不起病？在1980年以前，很多人也想，如果取消公共食堂，会不会只有富人吃得起饭？然而事实是，在取消公共大食堂后，中国人的饮食水平反而迅速解决，富人有富人的大酒店，穷人有穷人的小面馆，即便是最底层的居民至少也不用担心食不果腹了。相比之下，反而是打着“公平”、“为穷人着想”的五六十年代饿殍遍地、民不聊生。现今有人指责说市场开放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，医疗行业会不会也这样。但事实上，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上，市场比政府更有动机和效率，况且世界上最大的食品安全问题就是没有食品。

 

真改革不是有所作为，而是有所不为，在解决医疗行业弊病的问题上，政府能做到的最大的作为就是退出。事实上，如果改革者目光足够长远，就会知道放弃政府管制并不意味着利益受损。北宋著名政治家、历史学家司马光由于反对王安石变法，往往被教科书视为保守、顽固的代名词，但事实上的司马光才是真正的目光卓越的改革者，在反对政府干预商业与民争利时他说：“夫农工商者，皆财之所来也，公家之利，舍其细而取其大，散诸近而取诸远，则商贾流通，使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，公家何求不获乎？”